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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特区40年，一个字不写，将是永远的遗憾。其实，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人，我一直在用脚步和眼睛，丈量和感知深圳的每一次变化，过去十几年，撰写的有关深圳地产、宏观经济、民生的文章，大概有20几篇，都发表在公开的媒体。但是，面对铺天盖地的评论深圳“四十不惑”、“再出发”之类的网文，我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，颇有种“江郎才尽”之感。深圳40周年，叙事不可谓宏大、主题不可谓恢弘，如何从容地把握在笔尖下，真得很不容易。

写什么呢？企业家（比如“三马”马明哲、马蔚华、马化腾）、科技创新、蛇口、粤海街道等，这些聚光灯下的主题，已经充斥于媒体端。我只好另辟蹊径，写一写什么地标最能代表深圳吧！记得20年前在广州读书时，讨论课上老师提问，最能代表广州的地标是什么？大家一致认为是老广交会馆。确实，广州以商贸、物流立市，商贸历史可追溯至近代与洋人做生意的“十三洋行”。创办于1957年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（简称“广交会”），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。文革期间，我国只有两件事未中断，研制原子弹和举办“广交会”。那么，什么地标最能代表深圳呢？

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，作为代表城市展馆，深圳最后一个签约。为什么？因为定什么主题、选什么案例，对深圳主政者来说，确实是个难题，尽管艳羡的深圳地标很多，但如果谈到能代表深圳，任何一处表面上磅礴的建筑，都要在精神内核上暗淡很多。最后，深圳以“中国梦想试验场”为主题，以《大芬村——一个城中村的再生故事》为案例，全景再现外来人口在深圳的“宜居家园”。笔者认为，作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村，最能展示深圳气质和精神内核。

常被讽为“大粪村”的这个村子，在深圳437个城中村中并不出奇，但它与达芬奇、梵高、毕加索有很大关系。2004年的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，第一次让大芬村走进国人视界。1989年，香港画商黄江将商品油画引入这个狭小的客家小村，在0.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起油画工厂的艺术流水线，接受海外廉价订单，复制和出口西方知名油画，逐渐有了“中国油画第一村”的名号。

由画工、画师、画廊和画商构建的制售产业链中，上千名画工处于最底端。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，靠的是“走量”，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，一幅画只有数十元。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运输后，这些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和海外各国画廊中。“喜欢画画”、“以画为梦”、“以梦为马”，这是租住在城中村的画工们坚守的最大理由。临摹复制不是梦想，但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已而为之，拥有自己的画廊和原创艺术才是终极梦想。试想，在当下大多数人以“生存为上”、“诗和远方留给未来”的残酷境况下，把梦想和生存合二为一，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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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于大芬这样的城中村，深圳有很多，如出租车司机集中的石厦村、深大毕业生聚居的桂庙新村、福田CBD白领寄居的新洲村、平民美食向往的上梅林、有“海鲜一条街”之称的湖贝村。这些城中村有几个特点，首先这是上千万“深漂们”圆梦的应许之地；其次是成本低廉，一个单间的租金低至300-500元，一个盒饭低至6元。这里游荡的人，很多人没有钱，但有梦想。源自民间、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梦，在深圳最浓，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概率是最大的。

区别于北京、广州的城中村，深圳的城中村还有三个特点，一是体量很大（占存量住房的51%），与商品房市场并驾齐驱，是深圳民间自发的城市化的产物，硬生生把高房价、高租金（商品房租金）拉下来了；二是基于地缘、血缘从香港移植来的物业服务，“责任到村（监管）和责任到户（安全）”的自发监管，让深圳城中村居住体面而低廉，还很少发生消防安全事故，让孔雀东南飞绵延40多年而不绝（每年新增50万人口），是新深圳人落脚到扎根的现实保障。

三是有内心认可的归属感。深圳的城中村，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下，绝非“藏污纳垢”之地，而是能容纳肉身和理想的天作之合。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，彰显了深圳的包容性，也是深圳的核心竞争力。如果要问这个口号怎么落地，大家就来深圳的城中村看一看。下面这张图是福田水围村整治后，打造的一个人才公寓，全国可谓独树一帜。当下，深圳的原村民，都在按长租公寓的模式来运营城中村，懂得如何通过提高出租屋的体验感，留住租客，捕获楼宇经济的长期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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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城中村是人口最密集、互动最频繁的地方。近期，专注于“地铁1公里”研究的DT财经，对上海和深圳所有地铁站辐射圈的人群活跃度进行分析。空间热力图显示，作为上海宇宙中心的人民广场站，人气活跃度竟被深圳湖贝站秒杀，根源就在于，湖贝站附近的湖贝村，是深圳著名的“城中村”之一，承接了大量的居住人口，周边商业、餐饮、娱乐配套都相对较多。

深圳人口密度比京沪高的多，但深圳没有严重的城市病，通勤时间（30分钟左右）仅为京沪的一半，根源在于点状分布的城中村将城市划成无数组团。深圳房价堪比京沪，但放进城中村房价（包括租金）就低了。如此，大家都愿意来，来了还能轻松地扎根。每有朋友来深圳，很多会感慨，虽然跟中国很多地方属一个国家，但这个地方人们的想法、行为会有一些不同。

这个不同是骨子里的。改革开放前，国家已走到墙角，无路可走。小平让深圳去闯，让深圳有“冒”的精神、劲头。集体土地上“种房子”，草根发起城市化，这就是“冒”。草根要打拼、突破，首先选择低成本这个第一要素，早期“村村点火”，有了中国制造，华为、腾讯后来居上，有了深圳创新。没有城中村创造宜居家园，吸引那么多创业者、打拼者薪火相传，就没有深圳的今天。

深圳为豪的互联网、智能科技创新进入瓶颈期，华为、三星、中兴、比亚迪等国内外企业外迁，甚至转向印度、越南，意味着竞争转向拼成本。同时，外围搞技术封锁、围堵，美国搞制造业回流，新兴国家要夺走我们的产业链，我们要激活国内“大循环”。应对所有这一切，成本高低是重要的考量。未来，不管企业用工还是营商，抑或居民生活，城中村创造出的低成本空间，不仅是未来深圳在竞争上的杀手锏，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，实现在科技上突围的助推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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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基于所谓“要空间”、“上项目”、“城市形象”之短视，过去十几年深圳在肃杀城中村，这是对城市活力、竞争力的错误解读。记得2011年深圳大运会期间，国际大体联主席基里安来到深圳，本来被安排住在刚刚开业的深圳地标——京基100朝南的房间，但政府担心他看到城中村，就安排在朝北的房间了，这就是我们深圳对城中村的态度——它是我们的一块伤疤。

2008年启动更新以来，深圳的城中村就不断减少，从2009年到2017年，城中村占存量住房的比重，足足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，而这段时间也是深圳房价上涨最快的10年。一方面，城市更新直接推高了更新片区的房价；另一方面，深圳住房自有率不足40%，更新无限制扩张，释放的信号便是驱赶大家买房，想方设法“上车”。可喜的是，《深圳市城中村（旧村）总体规划（2018-2025）》强调，为保留城市发展弹性，将在特定时间内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村，合理有序开展深圳城中村更新工作。根据规划，福田、南山、罗湖75%的城中村将纳入综合整治。

保留城中村，既是尊重历史、尊重现实使然，更是对过去40年，与官方城市化并行的民间自发推动的城市化，在城市治理上的认可，这就是深圳活力的体现，也彰显出，深圳是全国体制成本最低的地方。近日，深圳住建局张学凡局长公开表态，深圳要学习新加坡，让60%的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。目标可以很宏大，但不是喊的越大声，就越能实现。就目前深圳的开发空间、改造成本、财政实力，靠新增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唯一现实的路径，就是用好这500多万套的城中村住房，让新市民、无房户能享受体面的租住，然后再慢慢实现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