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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抢人才”到“抢人口”,城市竞争力亟待重塑

近日,石家庄全面放开城区、城镇落户限制,即户口迁入“零门槛”,这也将全国轰轰烈烈的“抢人才”大战,推向了终极版,也就是“抢人口”。从而,延续了68年的城镇户籍管制将渐进消解。未来,除了少数超大城市外,人口在城镇、城区自由迁徙和落户,将不再受学历、社保、稳定就业或居所等门槛限制。户籍政策重大调整,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。在国家及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内需主导和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背景下,这也将重新塑造区域经济和城市竞争力。

随着我国红利人口(15-64岁)消退,结婚和生育形势也不乐观,人口“存量时代”的特征越来越明显,也就是存量人口将在空间上“再配置”。比如,近几年广东和浙江一直都是常住人口增长大省,很大程度上就是存量人口“再配置”的结果。根据地方统计局的数据,2018年广东、浙江两省常住人口分布增加177万和80万,排在全国前两位,显然与近几年这两个省及其省会城市、省内重要城市的经济总量一直排在靠前位置,从而对全国人口的吸附能力较强有关。

截至2018年底,全国共有超过100座城市发布人才引进政策。今年截至3月份,全国已有20多个城市发布新一轮的“抢人大战”。不过,根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,截至2016年,全国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数占比达到70.15%。也就是说,即便像西安等城市将落户学历门槛降至中职中专,抢来抢去还是抢这不到30%的人群。在外向型依赖型经济式微,消费主导的内需成为增长“新引擎”的新时期,只要有了人口,无论是夯实内需基础,还是打造服务业引领型经济,抑或给城市政府贡献税收,甚至弥补现收现付制下的社保缺口,无疑才是先决条件。

今年2月份,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》一文中明确指出,“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”。政策意图是,松绑人为的人口流动限制,鼓励人口向大城市、都市圈集中。人口集聚,一方面带动产业集聚和分工细化,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业创新齐头并进的突围方向;另一方面,也是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头作用,辅之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公共服务均等化,带动大城市外围发展、都市圈发展,打造新的“增长极”。

除了“十三五”规划确定的19个国家级都市圈外(比如粤港澳、长三角、成渝、长江中游等),各省也都在打造“强省会城市”。未来,如果大城市、都市圈等新“增长极”能够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,消费内需也好,现代服务业及科技创新也好,都会水到渠成。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,提高人均GDP或收入水平,有两个渠道,一是做大分子(经济规模),这就要与就近大城市或都市圈在产业分工上“错位发展”,比如搞制造业下游配套、产业成果转化实验基地,或者搞规模农场、养老休闲等等;二是做小分母(人口规模),即遵循和认可“人往高处走”的规律。尽管本地人口外流了,但流出和留下的居民收入都增加了,最后也将反哺本地经济和福利。

这就是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的发展路径。从国家政策导向上来看,未来将告别区域均衡战略,转向以“增长极”带动的“先集聚、后均衡”的战略。因此,顺应政策导向,未来多数城市将取消落户限制来“抢人口”。即便是超大、特大城市,借助于互联网、AI等智能技术,在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,搭建交通、人口、应急处理等自动化控制网络系统,传统的“城市病”也将明显减轻,其外围落户政策、积分落户政策也将趋于宽松。综上,城市未来的竞争力,将不再体现为做大经济规模、招商引资,而是对人口的竞争力,也就是能吸引人口的能力。

在当代,一座城市如果能得到一个劳动人口,那么就得到了以个人为基础而凝聚起来的家庭,他们在城市生产、生活和消费,再加上跟着人走的各类社会资源,能创造更多的GDP价值。因此,存量时代的“抢人口大战”,序幕才刚刚开启。不过,激励政策短期内的效果显著,但人口能否沉淀下来才是最关键的。比如,引人政策很激进的城市很多,但从这些城市知名高校毕业生留下来工作的比例看,多在30%左右。可见,能否留住人,在未来1-2年就会见分晓。关键是,城市的公共服务、人居和创业环境、就业机会、产业配套能力等综合基础要加快跟上。

背靠航运优势、制造业基础、外向型塑造的市场体系等,东部已形成了三大城市群,城市群内部也形成了多个成熟的、产业分工体系完善的都市圈,吸引人口的优势仍旧突出。2017年,我国人口流入TOP10城市中,有7个位于东部三大城市群。不过,由于高房价、成本上升,东部三大城市群已经从集聚走向辐射。一方面,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将重点转向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发展,非核心城市将是增量空间开发重点,借助轨道交通连接,新增人口将更多向外围区域流动。

另一方面,中国腹地广阔,在外需式微和内需崛起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情况下,传统制造业及下游配套(比如物流、零部件)将向周边省份转移。内地和中西部,将是未来城市群、都市圈建设的重点。接受东部产业转移,或产业错位发展,内地和中西部将形成与东部合理的产业分工,这是人口引入和城市发展的和谐之路。2015年,全国1%人口抽样数据显示,京粤沪三地人口迁出的目的地,大部分是周边省份;北京迁往河北的人数占北京总迁出的17.5%,上海迁往江苏的人数占上海总迁出的25%,这都为周边省份吸引人口和做强产业创造了条件。

另外,尽管区位和产业基础不占优势,但内地和中西部省份集全省之力,打造强省会城市,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(人口或经济总量占本省比重),这种优势是东部城市不具备的。近年来,内地和中西部省份省会城市首位度快速提升,多在30%-45%之间,而东部城市往往在20%左右。因此,内地和中西部省份往往可以利用好人口回流、人口大省的基础优势,抓住新兴产业落地机会,能够迅速做大省会城市,并围绕省会城市打造都市圈,在集聚的基础上带动全省均衡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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