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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城镇化的“增长引擎”是如何炼成的?

近日,在华盛顿召开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,就中国经济前景展望,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,指出今年以来,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,上半年GDP增长达6.9%,下半年有望实现7%。同时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》,年内第四次上调今明两年中国增长预期,预期增速分别为6.8%和6.5%。近年来,基于制造业产能过剩、房地产增量空间触顶、外需趋势性回落等判断,国际咨询机构屡屡下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,甚至认为GDP增长会“失速”。比如,法腾(Fathom Consulting)测算,中国经济在2015-2016年或大幅度下滑。

但是,2016年4季度以来,中国经济企稳回升。中国经济之所以有超预期表现,除“稳增长”政策作用外,以新型城镇化为引擎的内生驱动增长,释放出巨大动能,并且将中国所具有的、全球最大的内需潜力激活。周小川行长在演讲时指出,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,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。今年1-8月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.4%,消费对象逐渐从传统的商品转向服务。因此,服务业发展加快,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之前的40%上升为当前的55%。”巨大的内需潜力被释放、被激活,经济增长显现出强大韧性。

本世纪初,哥伦比亚大学教授、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提出了“世纪论点”,即中国的城镇化将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。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及由此而来的城市化,从而释放内需、推进经济转型。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,改革开放近40年来,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,但一直以来,由于城乡二元分割、社会保障均等化不够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%-40%,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5-20个百分点。集中外来人口近50%前30大城市,二者更是相差了20-40个百分点。目前,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7.93亿,但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高达2.45亿,占比达31%。同时,由于制度或人为限制,还有1.5亿的“留守人群”待城镇化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城镇化全面提速。“以人为本”,即进城人口融入城市,渐进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化红利,成为城镇化目标,也即“新型城镇化”。到2020年,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缩小2个百分点;1亿农业转移人口将在城市落户。5年来,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,如各大城市相继降低户籍门槛,敞开怀抱甚至“抢人”而非像原来一样“赶人”。京沪深等超大、特大城市,回归居民管理的居住证,代替流动人口管理的暂住证,并以积分制、排队制,建立起常住居民努力工作、贡献城市,实现融入城市、分享红利的“激励相容”的机制;再比如,土地制度“破冰”,集体土地承包、租赁、作价出资或入股由试点转入推广;集体建设用地可不经征收,以面向城市居民的观光旅游和农业、产业化和建租赁房也开始推广。

另外,针对进城农民、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基本建立。近年来,“新农保”、“新农合”、大病伤残和孤寡救济等保障形式在农村基本实现全覆盖;土地保障形式不断创新,比如农民进城后,农耕地对外承包、农业产业化入股等;国家一再重申,政策上完全保障“离乡不离土”、“人走地不走”,不得强行要求进城或“上楼”农民退出宅基地、退出承包耕地。而且,近年来就业地城市也将最低收入保障、社会救助、住房公积金等扩展到非户籍人口。由此,针对进城农民、外来人口,以“土地”+“社保”为主要内容的、“兜底式”的保障体系初步建立。

同时,近年来“互联网+”、通信“村村通”拓宽视界,进城工作带来财富效应,道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大规模铺设,降低了城乡交流融通的成本。综上,农民对进城史无前例地向往,新型城镇化之蓬勃也史无前例:一方面,子女在城市“扎根”的,父母或进城养老、或进城带小孩;另一方面,新生代农民工、子女年幼或未在城市“扎根”的,举家流动,父母进城“边打工、边陪读”,或帮助子女购买住房(进城购房是当前农村结婚“新三大件”)。此外,农业产业化、机械化大发展缩短农忙(三个月左右)时间,“农闲进城、农忙回乡”也已常态化。

近年来,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市场快速回升,甚至在“去库存”政策边际减弱、热点三四线城市启动调控之后,仍保持在高位。这很大程度上在于,基础设施跟进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下,新型城镇化将内需潜力完全释放。未来,租赁市场崛起、租售共享渐进推进,不仅将实现外来人群“扎根”城市的梦想,还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。作为城镇化、城市化的高级形态,城市群在过去5年发展迅速:“八纵八横”等中长期铁路网规划“落地”,京津冀、珠三角和长三角等跨行政区域公共服务和产业统一规划开启,以中心城市为枢纽的高铁、快速干线、轨道交通建设不断向外延伸,大城市、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空前强化,城市群实现“1小时”通勤和生活。

由此,中心城市外围区域大规模开发(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入市),轨道交通及沿线新市镇建设、站点高密度开发、城市更新等开启。另外,中心城市与次中心、城市群内其他中小城市在产业链上实现重构。比如,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,北京积极疏导非首都功能,探索“通州副中心-燕郊”、“北京-雄安新区”统一规划、功能重新布局;深圳制造业向东莞、惠州等珠三角及泛珠三角转移;面向深莞惠、粤港澳大湾区,华为、腾讯、顺丰等信息、高端制造和现代物流企业重构“研发-制造-物流”产业链新格局,这些都将深度挖掘新型城镇化红利和释放全要素生产效率。

2016年7月,住建部等三部委发文,提出到2020年,培育1000个各具特色、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,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。此后,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的载体和创新形式,小城镇建设、宜居新村导向的农村危房改造,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。越到农村基层,居住条件、公共服务水平越低,存量房质量及公共配套亟待改善。借助街道硬化、安全饮水、村村合并、垃圾集中处理、通信网络村村通等惠民工程,广大基层农村也享受到城市化红利,生产生活开始向城市靠拢。到2030年,“3个一亿人”伟大战略全面实现,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6%,新增城镇人口3亿左右,相当于现有城市常住人口的近40%。未来5年,新型城镇化及各项配套改革深入推进,新型城镇化作为内需增长和经济转型引擎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夯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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