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如何解决大城市高房价、供求失衡的问题，多数人主张扩大土地供给。而且，近年来国家一再强调，热点城市要在楼市“供给端”着力。今年4月初，住建部和国土部就曾联合发文，要求在售库存12-6个月的城市，要增加供地，在售库存6个月以下的，要显著增加供地。近年来，热点城市库存消化周期明显下降，2016年普遍降到12个月以内。今年5月份，CRIC统计的29个城市，库存平均消化周期仅8.1个月。尽管库存周期明显下降，但供地也在下降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5月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滑1.4%，今年以来首次负增长。2013-2016年，热点城市供地整体下滑，300城土地成交建面年均下滑32%，一线城市供地完成率不足60%。从政绩角度看，地方政府愿意增加供地，热点城市之所以出现“供地荒”，一是供地弹性小，越大的城市越难供地；另一方面，大城市空间腾挪狭窄，新供宅地要配置市政和公共设施，教育医疗还要独立供地，还要考虑交通等综合承载力；最后，存量盘活成本高、用地转功能程序冗长。

如何增加供地？新增显然无法放量，甚至会导致地王频现，盘活存量是首选。目前，大城市工业和商办用地占60%，但产业升级、“互联网+”的背景下，工业和商办空间需求却在下降。笔者所在的深圳有1000多个工业区，很多是待淘汰或迁出产能，容积率低（甚至是平房）很普遍；而大型商办综合体，除餐饮、儿童娱乐、影院外，很多楼层空置。因此，按照工业集聚原则，保留工业应全部迁入规划成片的工业区，碎片化的工业和商办要整合，为增加宅地打开空间。

一般来说，产业周期只有20年，但用地周期最少也要40年。产业升级转型或淘汰，用地功能也应随即调整。政府不调整，利益驱动下市场就会乱调整，如“类住宅”。但是，没有公共配套的“类住宅”是无效供应，恶化楼市投机氛围，导致城市二次开发“房地产化”，浪费宝贵的城市空间。目前，工业和商办盘活为租赁住房已有政策“口子”，但由于租赁收益率低（2%-3%），盘活成本高，需要单独供地的教育医疗等无法“落地”，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积极性不够。

因此，面向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，主政者要前瞻性地估算城市工业和商办实际需求空间。掌握规划调整权的地方政府要主动作为，以利益共享打破阻力，打破传统国企、园区不思转型、妄图“异地生财”的惯性，实现用地功能调整“多方共赢”，政府获得土地收入、配套空间和税收，开发商获得二次开发收益，用地主体得到合作开发或补偿收益，市场增加供应，房价和住房需求缓解。

大城市增加供地的第二条路径，就是借助于轨道交通大发展的契机，以轨交、高铁延伸扩大楼市半径，增加大城市外围和卫星城供地，这是大城市供地“放量”和楼市泡沫“软着陆”最可行的路径。近年来，我国城市化进入“下半场”，即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，人口往大城市及周边三四线城市迁徙。数据显示，近年来深圳、广州、天津、杭州等大城市年均流入人口在20-50万之间。囿于大城市中心区房价太高，人口向大城市外围及都市圈内疏解已经形成趋势。

笔者所在的深圳，其外围东莞、惠州、中山等三个城市，2015-2016年商品房年均销售在1000万-1500万平米（80%被深圳居民买走），相当于深圳成交量的2倍左右，而单个城市的人口仅相当于深圳的1/3。目前，尽管轨道交通已规划和开工，但跨界区域统一规划、公共服务跟进、产业转移等还有待“落地”，外围并未实现大量人口导入，多数买房者工作和生活还在深圳。事实上，近年来深圳部分产业（如华为、比亚迪）转向东莞、中山，人口和产业一同转移，深圳转出区域房价和租金都有下跌。因此，都市圈建设要尽快从开会、规划转向“落地”，在产业转移、公共设施供给、轨道交通接驳等方面，政府间要协同推动，以导入人口来增加供地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