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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港澳大湾区,“桥头堡”的定位是怎么出来的?

近期,总理两次提到“粤港澳大湾区”,加上本届政府一直强调的三大区域战略,即京津冀协调发展,长江经济带和“一带一路”,打造“区域增长极”已成为外需疲弱、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背景下,我国经济突围和升级的抓手,这也是国内外环境倒逼的战略应对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由于科技革命迟迟无法破茧,并诞生“杀手级”的新兴产业,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复苏,导致全球进入贸易和实体经济再平衡,并被迫依赖货币宽松、财政赤字来维持原有生产和分工体系。

同时,近年来全球出现“逆全球化”迹象,“黑天鹅”事件频频上演,欧日美等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。由此,我国靠低成本和集中力量“办大事”的优势参与全球化,汲取技术外溢红利,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、从外需到内需驱动的转型路径受阻。另一方面,我国城镇化进入“下半场”,以农民进城为主的城镇化告别高增长,人口开始向大城市和城市群迁徙。纵观全球,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推进时期,由于地理位置优良和运输成本低,大城市或城市群往往在临海(江)区域。

世界知名的三大都市群,即东京都市圈、旧金山都市圈、纽约都市圈,都位于沿海。我国几大城市群,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、长江中游等也都在临海或临江区域。产生于沿海但又凹入内陆的湾区,共享水体且具有较长的海岸线,其“拥海抱湾”的自然生态更适合人类居住,更利于形成资源运输的节点型城市、港口型城市,并因人才大量迁入和发展港口经济、临港工业,产生城市群的“向心力”大于其他区域。目前,全球60%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极其腹地,美国和日本港口及湾区都市群仅占国土面积的1%-5%,但创造了国家30%-50%的经济总量。

由于环境和水体污染、人口密集带来大城市病,20世纪60年代前后,湾区工业往往转移到腹地或内陆。面向国际市场,发展临港贸易和工业,催生了金融、信息、法律和设计等新型业态发展,推动湾区城市由制造业中心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中心、创新中心、管理中心等转变。因此,湾区城市群不仅是经济的“增长极”,也是转型和创新的“桥头堡”。经济下滑或陷入困境时,湾区城市群以其“稳定器”的地位,并以较强的经济活力和辐射力,带动国家经济走出困境。

比如,硅谷所在地,被称为“世界技术创新之都”的旧金山湾区,以及华尔街所在,被称为500强企业集中地的纽约,不仅占据了全美40%的GDP,也一直是美国科技和文化竞争力的代表。美国历次经济调整期,如上世纪90年代初、2008年金融危机后,旧金山湾区均以其强大创新力量为经济注入活力,如90年代互联网科技,近年来的智能、新能源和信息科技。目前,我国珠江入海口冲积扇,形成由珠江口东岸(东莞、深圳、惠州、香港)、西岸(中山、江门、珠海、澳门)及珠江南沙港所在城市广州、佛山和肇庆等9个城市围拢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。

珠三角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的“领头羊”、中国制造代名词、转型和创新集中地,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,通过港澳这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前方,利用“前店后厂”的分工协作,成为外向依赖型、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地区生产体系,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。同时,初步形成以港澳为国际窗口,以广深为研发文化中心,“广佛肇”、“深莞惠”和“珠中江”为制造业的三大城市经济带。同时,珠三角以其国内吸纳外来人口最多(1600万)、最具移民特色、民营科技实力最强的特征,将我国低成本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,珠三角制造业也成为我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代表。

2008年以后,外需回落后,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,开启了“腾笼换鸟”,将传统制造业向珠三角腹地转移,向科技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改革进程。目前,粤港澳大湾区已出现了大湾区的雏形,如三核三辅的空港体系、三个排名全球TOP10的港口。港珠澳大桥建成,形成了连接深港、广佛和珠澳三大经济带的闭合快速路网。“十三五”末,湾区“1-2小时交通圈”的密集路网将成形,这被认为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,形成湾区城市间竞争与合作、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枢纽架构。

同时,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但无“一极独大”的区域龙头,产业链齐全但各有所长、各取索取。香港金融和服务业领先,但严重缺乏制造业,虚拟经济过旺,结构性矛盾突出;深圳创新生态完善,但高房价、空间逼仄、投融资秩序较乱;珠三角城市多以制造业为主,但自主创新能力低下、产业升级乏力、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。借助大湾区、珠三角及内地广大腹地,港澳发挥自由经济体、完善的司法和金融监管优势,纾解社会结构性矛盾,巩固其全球金融和服务中心地位。

借助港澳国际窗口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优势,作为创新发展和文化中心的广深,要与珠三角其他城市形成协同效应,形成从研发、募资、制造、产业化到贸易运输的创新链和产业链,打造出一个层次更立体、覆盖链条更全面的经济、科技大湾区形态。另一方面,通过港澳国际认同的市场地位,经济转型和现代服务业需要的现代金融、物流、法律、管理等“软环境”,通过大湾区建设,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“先遣军”,并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。

早在2014年,粤港澳GDP就达到1.3万亿美元,为旧金山湾区的2倍,接近纽约湾区的水平,进出口贸易额1.5万亿美元,为东京湾区的3倍。同时,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初步完成。目前,大湾区建设箭在弦上,但阻碍湾区建设的制度差异、治理模式,特别是港澳与珠三角及内地“一国两制”,这在世界湾区建设上是没有的,也是最大困扰。而且,珠三角内部城市间“地方主义”、同质竞争、“龙头情结”由来已久。另外,过去CEPA、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、深莞惠一体化等框架也有搭建,但受到了区域固有的行政辖区限制、制度阻碍等等,各中心间、中心与次中心间分工合作效果不佳。未来,要继承80年代“前店后厂”的共赢理念,以纾困与发展为导向,发挥港澳及珠三角敢为人先的广府文化,凝聚中华文化的共识,助推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路“先遣军”,壮大中华文化圈和经济圈,实现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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