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总理两次提到“粤港澳大湾区”，加上本届政府一直强调的三大区域战略，即京津冀协调发展，长江经济带和“一带一路”，打造“区域增长极”已成为外需疲弱、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背景下，我国经济突围和升级的抓手，这也是国内外环境倒逼的战略应对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由于科技革命迟迟无法破茧，并诞生“杀手级”的新兴产业，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复苏，导致全球进入贸易和实体经济再平衡，并被迫依赖货币宽松、财政赤字来维持原有生产和分工体系。

同时，近年来全球出现“逆全球化”迹象，“黑天鹅”事件频频上演，欧日美等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。由此，我国靠低成本和集中力量“办大事”的优势参与全球化，汲取技术外溢红利，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、从外需到内需驱动的转型路径受阻。另一方面，我国城镇化进入“下半场”，以农民进城为主的城镇化告别高增长，人口开始向大城市和城市群迁徙。纵观全球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推进时期，由于地理位置优良和运输成本低，大城市或城市群往往在临海（江）区域。

世界知名的三大都市群，即东京都市圈、旧金山都市圈、纽约都市圈，都位于沿海。我国几大城市群，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、长江中游等也都在临海或临江区域。产生于沿海但又凹入内陆的湾区，共享水体且具有较长的海岸线，其“拥海抱湾”的自然生态更适合人类居住，更利于形成资源运输的节点型城市、港口型城市，并因人才大量迁入和发展港口经济、临港工业，产生城市群的“向心力”大于其他区域。目前，全球60%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极其腹地，美国和日本港口及湾区都市群仅占国土面积的1%-5%，但创造了国家30%-50%的经济总量。

由于环境和水体污染、人口密集带来大城市病，20世纪60年代前后，湾区工业往往转移到腹地或内陆。面向国际市场，发展临港贸易和工业，催生了金融、信息、法律和设计等新型业态发展，推动湾区城市由制造业中心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中心、创新中心、管理中心等转变。因此，湾区城市群不仅是经济的“增长极”，也是转型和创新的“桥头堡”。经济下滑或陷入困境时，湾区城市群以其“稳定器”的地位，并以较强的经济活力和辐射力，带动国家经济走出困境。

比如，硅谷所在地，被称为“世界技术创新之都”的旧金山湾区，以及华尔街所在，被称为500强企业集中地的纽约，不仅占据了全美40%的GDP，也一直是美国科技和文化竞争力的代表。美国历次经济调整期，如上世纪90年代初、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旧金山湾区均以其强大创新力量为经济注入活力，如90年代互联网科技，近年来的智能、新能源和信息科技。目前，我国珠江入海口冲积扇，形成由珠江口东岸（东莞、深圳、惠州、香港）、西岸（中山、江门、珠海、澳门）及珠江南沙港所在城市广州、佛山和肇庆等9个城市围拢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。

珠三角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的“领头羊”、中国制造代名词、转型和创新集中地，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通过港澳这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前方，利用“前店后厂”的分工协作，成为外向依赖型、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地区生产体系，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。同时，初步形成以港澳为国际窗口，以广深为研发文化中心，“广佛肇”、“深莞惠”和“珠中江”为制造业的三大城市经济带。同时，珠三角以其国内吸纳外来人口最多（1600万）、最具移民特色、民营科技实力最强的特征，将我国低成本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，珠三角制造业也成为我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代表。

2008年以后，外需回落后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，开启了“腾笼换鸟”，将传统制造业向珠三角腹地转移，向科技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改革进程。目前，粤港澳大湾区已出现了大湾区的雏形，如三核三辅的空港体系、三个排名全球TOP10的港口。港珠澳大桥建成，形成了连接深港、广佛和珠澳三大经济带的闭合快速路网。“十三五”末，湾区“1-2小时交通圈”的密集路网将成形，这被认为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，形成湾区城市间竞争与合作、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枢纽架构。

同时，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但无“一极独大”的区域龙头，产业链齐全但各有所长、各取索取。香港金融和服务业领先，但严重缺乏制造业，虚拟经济过旺，结构性矛盾突出；深圳创新生态完善，但高房价、空间逼仄、投融资秩序较乱；珠三角城市多以制造业为主，但自主创新能力低下、产业升级乏力、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。借助大湾区、珠三角及内地广大腹地，港澳发挥自由经济体、完善的司法和金融监管优势，纾解社会结构性矛盾，巩固其全球金融和服务中心地位。

借助港澳国际窗口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优势，作为创新发展和文化中心的广深，要与珠三角其他城市形成协同效应，形成从研发、募资、制造、产业化到贸易运输的创新链和产业链，打造出一个层次更立体、覆盖链条更全面的经济、科技大湾区形态。另一方面，通过港澳国际认同的市场地位，经济转型和现代服务业需要的现代金融、物流、法律、管理等“软环境”，通过大湾区建设，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“先遣军”，并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。

早在2014年，粤港澳GDP就达到1.3万亿美元，为旧金山湾区的2倍，接近纽约湾区的水平，进出口贸易额1.5万亿美元，为东京湾区的3倍。同时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初步完成。目前，大湾区建设箭在弦上，但阻碍湾区建设的制度差异、治理模式，特别是港澳与珠三角及内地“一国两制”，这在世界湾区建设上是没有的，也是最大困扰。而且，珠三角内部城市间“地方主义”、同质竞争、“龙头情结”由来已久。另外，过去CEPA、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、深莞惠一体化等框架也有搭建，但受到了区域固有的行政辖区限制、制度阻碍等等，各中心间、中心与次中心间分工合作效果不佳。未来，要继承80年代“前店后厂”的共赢理念，以纾困与发展为导向，发挥港澳及珠三角敢为人先的广府文化，凝聚中华文化的共识，助推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路“先遣军”，壮大中华文化圈和经济圈，实现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。